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漳州籍运动员获得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全运会奖牌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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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漳州籍运动员获得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全运会奖牌奖励办法》的通知
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漳州籍运动员获得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全运会奖牌奖励办法》的通知
漳政[2001]综200号
各县（市、我）人民政府、市政府部门：
为进一步调动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积极性，鼓励漳州籍运动员在世界和全国重大比赛中创造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漳州市人民争誉，特制定如下奖励办法：
1.在奥运会比赛中，凡获得个人项目金、银、铜牌的漳籍运动员，分别给予6万元、4万元、2万元的奖励，二人以上（含二人）的集体团体项目按对应资金的60％给予奖励。
2.在亚运会比赛中，凡获得个人项目金、银、铜牌的漳籍运动员，分别给予4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二人以上（含二人）的集体团体项目按对应资金的60％给予奖励。
3.在世界的锦标赛、世界杯赛中（属奥运会设置项目），漳籍运动员获得个人项目金、银、铜牌者分别给予4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二人以上（含二人）的食欲团体项目按对应资金的60％给予奖励。
4.在全运会比赛中，凡获得个人项目金、银、铜牌的漳籍运动员，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0.5万元的奖励，二人以上（含二人）的集体团体项目按对应资金的60％给予奖励。
5.对上述获奖的带训教练员，按获奖运动员资金的40％给予奖励；输送单位按带训教练员资金的50％给予奖励（输送单位的奖励具体分配办法由市体育局制定）。
6.本奖励办法同时适用于漳籍残疾人运动员。
7.凡达到以上规定的奖励项目和人员，由运动员本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市体育局负责审核，向市政府申报，经费由市财政支出。
8.本奖励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实篱期限截止2005年12月31日。
漳州市人民政府
二００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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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木保护条例
(2000年12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53 号
2000年12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木保护条例》，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2日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珍稀林木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保护、发展和利用珍稀林木资源，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珍稀林木资源包括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林木，如胡杨、梭梭、核桃楸、沙冬青、四合木、黄檗、樟子松、蒙古栎等，以及古树、自然生长极为稀少的散生林木。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珍稀林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珍稀林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珍稀林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珍稀林木资源的保护列入生态建设规划重点予以保护建设，鼓励和支持对珍稀林木资源的保护、引进、培植、发展和科学研究。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珍稀林木资源的义务，对侵占或者破坏珍稀林木资源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每年的十月为自治区保护珍稀林木宣传月，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保护珍稀林木的宣传活动。
第七条 自治区重点保护珍稀林木名录的确定和古树、散生珍稀林木的界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建设、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珍稀林木资源调查列入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范围，并建立监测网络，进行经常性监测，根据调查、监测结果，鉴定分级，登记造册，建立资源档案。
第九条 严格保护珍稀林木资源及其生长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珍稀林木资源或者破坏其生长环境。
在珍稀林木资源集中分布的区域，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自然保护区。
在珍稀林木资源分布较集中而不具备建立自然保护区条件的区域，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划定为珍稀林木资源保护点，参照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管理。
对古树和散生的珍稀林木，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编号登记，设立保护设施和标志。
禁止破坏珍稀林木的保护设施和标志。
第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野生植物中珍稀林木及其生长环境的保护，落实保护单位和管护措施，可以在珍稀林木分布的区域内采取封禁措施，禁止放牧、砍柴及采集、挖掘珍稀林木、林下野生植物和药材；对特定的珍稀林木可以规定禁采期。
对濒危和经济价值较高的珍稀林木，应当利用先进适用技术，采取就地或者迁地培植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
当发生自然灾害和森林病虫害时，应当优先重点保护珍稀林木。
第十一条 古树的管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技术规范养护管理，保障古树正常生长。
古树受到损害或者长势衰弱，管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复壮。
古树死亡，应当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确认，查明原因、责任，方可处理。
第十二条 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采集自治区重点保护的珍稀林木及其林下野生植物和散生珍稀林木的，应当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颁发的采集证，并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缴纳珍稀林木资源保护管理
费。
禁止采伐古树。因建设项目，确需迁移古树的，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批准，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操作，移植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禁止出售、收购、加工、运输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和古树。
出售、收购、加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自治区重点保护名录中的珍稀林木和散生珍稀林木的，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的批准；需要运输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从事采集、出售、收购、加工、运输珍稀林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珍稀林木保护设施和保护标志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恢复费用三倍的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在采取封禁措施的珍稀林木分布区域放牧、砍柴及采集、挖掘珍稀林木、林下野生植物和药材，或者违反禁采期规定，致使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受到毁坏的，负责赔偿损失，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
数一至三倍的珍稀林木，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十七条 珍稀林木保护和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履行管护职责，造成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毁坏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至三倍的珍稀林木，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十八条 未经批准，擅自迁移古树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造成古树死亡的，处以其价值二至十倍的罚款。
第十九条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采集证的规定采集野生植物中珍稀林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所采集的珍稀林木和违法所得，责令补种非法采集株数五至十倍的珍稀林木，并处违法所得二至十倍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吊销采集证。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采集证规定采集野生植物中珍稀林木林下野生植物和药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有采集证的，吊销采集证。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售、收购、加工珍稀林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珍稀林木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至十倍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运输珍稀林木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伪造、倒卖、转让采集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予以收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以珍稀林木和古树价值的倍数做出处罚时，珍稀林木和古树的价值根据市场价确定；没有市场价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采集、毁坏珍稀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从事珍稀林木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2日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木保护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木保护条例
(2000年12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53 号
2000年12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木保护条例》，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2日
第一条 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珍稀林木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保护、发展和利用珍稀林木资源，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珍稀林木资源包括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林木，如胡杨、梭梭、核桃楸、沙冬青、四合木、黄檗、樟子松、蒙古栎等，以及古树、自然生长极为稀少的散生林木。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珍稀林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珍稀林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珍稀林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珍稀林木资源的保护列入生态建设规划重点予以保护建设，鼓励和支持对珍稀林木资源的保护、引进、培植、发展和科学研究。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珍稀林木资源的义务，对侵占或者破坏珍稀林木资源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每年的十月为自治区保护珍稀林木宣传月，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保护珍稀林木的宣传活动。
第七条 自治区重点保护珍稀林木名录的确定和古树、散生珍稀林木的界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建设、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珍稀林木资源调查列入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范围，并建立监测网络，进行经常性监测，根据调查、监测结果，鉴定分级，登记造册，建立资源档案。
第九条 严格保护珍稀林木资源及其生长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珍稀林木资源或者破坏其生长环境。
在珍稀林木资源集中分布的区域，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自然保护区。
在珍稀林木资源分布较集中而不具备建立自然保护区条件的区域，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划定为珍稀林木资源保护点，参照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管理。
对古树和散生的珍稀林木，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编号登记，设立保护设施和标志。
禁止破坏珍稀林木的保护设施和标志。
第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野生植物中珍稀林木及其生长环境的保护，落实保护单位和管护措施，可以在珍稀林木分布的区域内采取封禁措施，禁止放牧、砍柴及采集、挖掘珍稀林木、林下野生植物和药材；对特定的珍稀林木可以规定禁采期。
对濒危和经济价值较高的珍稀林木，应当利用先进适用技术，采取就地或者迁地培植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
当发生自然灾害和森林病虫害时，应当优先重点保护珍稀林木。
第十一条 古树的管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技术规范养护管理，保障古树正常生长。
古树受到损害或者长势衰弱，管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复壮。
古树死亡，应当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确认，查明原因、责任，方可处理。
第十二条 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采集自治区重点保护的珍稀林木及其林下野生植物和散生珍稀林木的，应当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颁发的采集证，并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缴纳珍稀林木资源保护管理
费。
禁止采伐古树。因建设项目，确需迁移古树的，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批准，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操作，移植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禁止出售、收购、加工、运输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和古树。
出售、收购、加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自治区重点保护名录中的珍稀林木和散生珍稀林木的，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的批准；需要运输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从事采集、出售、收购、加工、运输珍稀林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珍稀林木保护设施和保护标志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恢复费用三倍的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在采取封禁措施的珍稀林木分布区域放牧、砍柴及采集、挖掘珍稀林木、林下野生植物和药材，或者违反禁采期规定，致使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受到毁坏的，负责赔偿损失，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
数一至三倍的珍稀林木，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十七条 珍稀林木保护和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履行管护职责，造成野生植物中的珍稀林木毁坏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至三倍的珍稀林木，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三至五倍的罚款。
第十八条 未经批准，擅自迁移古树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建设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造成古树死亡的，处以其价值二至十倍的罚款。
第十九条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采集证的规定采集野生植物中珍稀林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所采集的珍稀林木和违法所得，责令补种非法采集株数五至十倍的珍稀林木，并处违法所得二至十倍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吊销采集证。
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采集证规定采集野生植物中珍稀林木林下野生植物和药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有采集证的，吊销采集证。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售、收购、加工珍稀林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珍稀林木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至十倍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运输珍稀林木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伪造、倒卖、转让采集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予以收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以珍稀林木和古树价值的倍数做出处罚时，珍稀林木和古树的价值根据市场价确定；没有市场价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采集、毁坏珍稀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从事珍稀林木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