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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政府


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规定》的通知

【文　　号】庆政发〖１９９６〗５号

【颁布单位】大庆市人民政府

【颁布日期】1996-01-26

【实施日期】1996-01-26

现将《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规定》（以省政府令１９９５年第１５号发布）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应持招（聘）用简章和证明单位资质的法律文书，经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并颁发许可证明，方可招（聘）用农村劳动力。
用人单位跨省行政区域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由市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核后，报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跨市（县）行政区域招（聘）用农村劳动力，或市区内中省直、市直属单位在本行政区域内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由市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各县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招（聘）用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劳动办的，由县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各区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招（聘）用市区内农村劳动力的，由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的用人单位招（聘）用市区内农村劳动力的，由开发区劳动人事局核准。

二、外省、市（县）用人单位到我市行政区域内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须经输出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并由其协助招收，同时接爱该地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

三、对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就业证卡制度。就业证卡按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的事权划分颁发。

四、劳动就业管理机构颁发的外出人员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必须与被核准的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的数量一致，不得随意发放。

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实行报表制度。按照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的事权划分，用人单位每季度向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提供报表，由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汇总上报市劳动就业管理机构。

六、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以前用人单位招（聘）用的农村劳动力，须在１９９６年４月３０日前补办有关招（聘）用手续；１９９６年新招（聘）用的农村劳动力要严格按省规定执行。

七、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对招（聘）用农村劳动力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依据《黑龙江省劳动力市场管理办法》和《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规定》严肃查处。


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规范用人单位招（聘）用农

村劳动力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为，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包括本省农村劳动力跨县（市）行政区域就业和外省农村劳动力来本省就业。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劳动力、用人单位和职业介绍机

构，必须执行本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

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并组织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省、市（行署）劳动行政部门就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劳动

就业管理机构）负责制订本行政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指导性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

第六条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达到法定就业年龄，有劳动能力；

（二）有一定的职业技术能力；

（三）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四）市（行署）以上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经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方可

招（聘）用农村劳动力：

（一）确因本地劳动力短缺的。

（二）行业、工种所需人员在本地无法招足的；

（三）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者招足的；

（四）具备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劳动条件和相应的生活条件。

第八条 用人单位跨省行政区域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应当经省劳

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跨县（市）行政区域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应当经市（行署）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

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农村劳动力可采取下列方式：

（一）派人前往招（聘）对象所在地（以下统称输出地）直接招收；

（二）委托输出地劳动部门职业介绍机构招收；

（三）委托本地综合性职籽介绍机构或者具备相应资格的民办职业机构招收。

第十条 用人单位或者委托代理人招（聘）用农村劳动力，应当向输出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文件，经核准后在其协助下招收，同时接受该地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

（一）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签署的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许可证明。

（二）经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审核的招（聘）用简章；

（三）委托代理书及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未经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不得招（聘）

用农村劳动力。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输出地县级以上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或者经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就业服务组织，依法签订劳务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与被招（聘）用的农村劳动力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 农村劳动力被用人单位招（聘）用的，应当持居民身份证和其他必要的证明，到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进行登记，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后，到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就业管理机构领取外来人员就业证，到公安部门办理《暂住证》。外出人员就业必须证卡合一生效，作为流动就业的有效作凭证。

第十四条 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由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统一印制。乡镇以上劳动就业管理机构颁发，有效期一年。

第十五条 省、市（行署）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可跨行政区域建立劳务工作基地，负责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市（行署）跨行政区域建立劳务工作基地的，应当经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批准。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中介服务的，必须经

省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认定资格后，方可从事其中介服务。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中介服务。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处罚：

（一）未经劳动就业管理机构核准，擅自招（聘）用农村劳动力的，责令其改正，并按照每招（聘）用一人，处以１００元罚款；

（二）招（聘）用无就业证的农村劳动力的，责令其改正，并按照每招（聘）用一人，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三）擅自从事农村劳动力中介服务的，责令其终止中介活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按照每介绍一个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第十八条 罚没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或者《中华民工共中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有关工作人员滥发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或者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单位或才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城镇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死刑复核权原本就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的复核权曾一度授权部分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凡事有利必有弊，这种授权死刑复核的做法自然有许多优势，当然也必然会伴随着不少的弊端。目前死刑的核准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自然也是众说纷纭。其间，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本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法律活动都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甚至可以说都是在实践一种理想的 “悖论”。我想，对死刑复核程序如何进行选择自然也不会例外。在此，笔者属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与国人共同探讨一下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故，纵笔者观点错误，言之有过，还望法律大家不要见笑。

一、“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优劣悖论。按照法律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从程序上贯彻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把死刑绝对数量降下来。二是，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避免同等情况下各地量刑不一，有违刑罚的公正的现象发生。三是，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提高死刑案审判的质量。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一切理想的目的与“死刑复核权收回”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如果我们仅想减少死刑的数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提高适用死刑的标准、建立定罪和量刑分离制度、根据各省份犯罪率发生情况严格限定死刑犯的数量指标等方式把死刑犯数额降下来。现在各省份高级法院听说“死刑复核权收回”的目的是贯彻或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后，便纷纷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这足以说明即便是死刑复核权不收回，死刑适用数量也可降下来。关于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恐怕统一标准后会带来客观实际上的不公平。因为，在经济落后省份贪污或受贿一百万元人民币，与经济发达省份贪污或受贿同样数额的款项其社会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在毒品犯罪猖獗的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与在毒品犯罪少发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的。我们若考虑到各省份的特殊性，对死刑适用标准存在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更能体现刑罚的公正性。至于为达到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并提高死刑案审判质量的目的，应该在案件一审和二审阶段通过适用严格的刑事证据规则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监督职能来实现，为什么非得要等着一二审出错后寄希望于通过最高院复核程序进行补救呢？当然，对于特殊的死刑案件，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有提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权利，并为死刑复核期间留出充分的时间。相反，若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高院行使”反而更能照顾不同省份或地域的特殊性，也会给最高人民法院留出更大的宏观监控或调整死刑政策的空间；而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必须直接为死刑案的办案质量负责，必须直接对死刑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治安状况负责。所以，对“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我们不能明确肯定孰优孰劣，二者之间存在悖论，其最终社会效果有待“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实践结果进行验证。

二、“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有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两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另有人则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仅从程序上或法律适用上对死刑案件进行书面审查。主张“事实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不进行事实审，无法全面发现和纠正死刑案件中存在的错误，达不到死刑复核的真正目的。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单从程序上看都没有问题，只有在通过对事实进行审查后才发现问题的。二、有些案件“事实”问题和“程序”问题本身就无法分清，比如对有关证据的采信和适用问题。只有通过对案情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后，才可发现事实的真伪和程序上的瑕疵。三、目前国家的财力现状和现代网络科技及通讯手段为事实审提供了充分的便利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进行事实审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或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主张“法律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对案件只进行书面审查符合各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贯做法，让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事实审不利于维护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比一审或二审法院法官有优势，其优势就在于对法律的全面理解和对国家宏观刑事政策的把握。三、对死刑复核阶段所强调或保证的应当是程序法上的公正，对实体法上的公正应当是案件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主要职责。四、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会耗费国家巨大的司法资源，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做到或实在没有必要。看来，“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还是困扰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或对所有案件只进行程序上的“法律审”都是不可取的。

三、“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从“无罪推定”的基本刑法原则规定和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看，对任何等级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包括死刑犯，在犯罪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讲，都应当按“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可是刑事司法本身是一件异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不管其司法制度设计得多么完美，出现冤假错案的事情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大量的案件确实是在“疑罪从无”的“招牌”下按“疑罪从有”的原则进行处理的。这是因为：第一、就犯罪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犯罪事实只能是司法人员依据一定的证据材料（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本身也可能是虚假的）并通过其逻辑判断推论所得出的或然性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的结果。第二、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什么是“疑罪”，不同的自然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至于怎样算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犯罪的证据怎样才算达到确实充分自然也会因人而异。第三，对追究任何犯罪行为，如果规定过高的标准，都要求所谓的证据绝对充分，大部分犯罪者的法律责任恐怕根本无法得到追究，犯罪者会不断地逃避掉法律的制裁，这样严格的证据要求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加猖狂的从事犯罪行为。这对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不利的，这对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所以，司法实践中对“疑罪”的把握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第四、在司法审判程序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在留给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伸冤或救济渠道的前提下，在司法判决建立在充分的说理基础上的前提下，法律为了多数人的正义，应不怕出错，即便是对剥夺生命的死刑适用亦是如此。所以，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依然存在“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我们不赞成在确实存在重大“疑罪”的情况下不从严审核就滥杀无辜，也不赞成滥借“疑罪”之名而枉纵犯罪。对死刑复核程序而言，对“疑罪”的复核，关键是要恰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一旦“度”把握不好，恐怕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后果。

四、“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和“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的悖论。尽管法官是受过法律职业专门教育或培训的人员，但法官不是神，而是和普通人一样，同样存在着“七情六欲”和各种认知能力方面的缺陷。就像医生误诊病情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排除故意枉法裁判的情况），法官对对案情作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掌握生死大权的法官而言，非因渎职行为断错案，对不该判死刑的人判死刑或对该判死刑的人不判死刑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这方面恐怕也同样存在着悖论问题。因为法官断错案，要么是故意枉法裁判，要么是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而且有时故意枉法裁判和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很难进行区分或被证实清楚。另外，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不能全算到断案的法官头上，案件的侦查机关和检察起诉机关的办案人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责任。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如果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法官断错案将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强化或保证法官的职业责任感，不利于督促法官提高办案质量，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断案法官可能会因为避免错案发生而过于谨慎，对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也会找理由拖着不办，这样可能会造成太多的积案，不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会对证据不怎么充分的案件千方百计地设法搜集各类证据将其办成所谓的“铁案”或挖空心思地通过各种渠道让上级法院对其作出的存在问题的判决不进行改判等。这样势必会给案件的纠正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可能会人为地制造出冤假错案。看来，就死刑案件而言，对办案法官是否建立错案追究制度还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五、“法官判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的悖论。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了更有效地使死刑案件排除各种地方势力包括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及组织的干扰，使案件处理结果更为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法院排除不正当干扰的能力确实要强于地方法院。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不是“三权分立制”，而且法院在组织上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不应脱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断案就一定能完全摆脱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吗？不能，肯定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司法不独立、法官断案不独立是造成目前司法腐败，是造成冤假错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或许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考虑到目前我国司法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审判制度架构，若完全允许司法独立，人民法院或法官断案可以不受任何监督或制约，就一定能保证司法公正吗？就不会产生司法官员的暴政吗？不错，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可能会引导或制约了法院或法官对案件作出独立的判断，从而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冤假错案。但是，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又避免了多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呢？又使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或纠正呢？我们无法肯定西方的司法独立体制一定能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目前的中国，“法官断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肯定存在一个悖论。
以上笔者所言之“悖论”问题，可能不仅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还可以被“推而广之”到其他类型或形式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悖论”的存在，不是为了回避问题或矛盾的解决，而是为了取法“中庸之道”，使问题或矛盾按照“中庸”的法则得到最完美的解决。唯一可怕的是：我们只学会和运用了“中庸”两极的弊端，而完全忽略或摈弃了“中庸”两极的优势。那样，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中，恐怕还是走点极端，舍弃“中庸之道”为妙。


200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