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市市直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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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证实，律政司已经向终审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建议终审法院在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解释，澄清1999年6月26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有关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以下称“筹委会意见”）反映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立法原意的表述，是否亦构成了“居港权解释”中对《基本法》的解释。


　　由于律政司的此番举措异乎寻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2012年10月初评论香港特区法院的言论，以及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现非常任法官包致金2012年10月底在其退休仪式上以“暴风雨来临”形容香港特区目前实施“一国两制”状况，使得香港本地政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都对此事极为关注，终审法院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其中，赞成者认为，此举能尝试彻底解决困扰香港特区多年的“双非”婴儿[1]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此举没有破坏香港特区法治或影响司法独立；反对者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但这是政府向法院施压，严重破坏香港特区法治，冲击终审法院权威，损害高度自治，甚至更可能成为“中央政府透过释法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危险先例”；不表态者则认为，律政司没有向外界公开书面陈述的具体内容，故不便评论。[2]


　　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将终审法院推入《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宪政处境之中。在对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终审法院必然要在此宪政处境之中对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予以回应，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也必然颇费踯躅，因为这将无可避免地牵涉到规定居港权的《基本法》第24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居港权解释”、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筹委会意见”，以及终审法院在对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裁判中发展出的普通法。笔者拟先分析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再指出终审法院当前所处的两难宪政处境，最后探讨终审法院对律政司建议可能作出的司法回应。


　　一、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


　　对于哪些人能够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作了如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基本法》第24条第3款规定：“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见，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是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的前提条件，即要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必须是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本质上是他们是否属于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问题。


　　由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得比较原则，为了稳定社会和人心，以利于平稳过渡，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了“筹委会意见”，以备香港特区制定实施细则时参照。“筹委会意见”随后写入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1997年3月10日向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该工作报告于1997年3月14日获得批准。


　　《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以后，终审法院裁判了多宗居港权案件。最早是1999年1月29日裁判的“陈锦雅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陈锦雅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关于“（a）或（b）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中“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终审法院判决该等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3]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在“居港权解释”中，针对终审法院对陈锦雅案的判决，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其中第（三）项关于‘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获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如此解释，来源于“筹委会意见”第4条的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已经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制定《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的依据亦是“筹委会意见”第4条。不过，在终审法院，甚至在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原讼法庭对陈锦雅案的判决中，丝毫没有显示该案的申请人、大律师或者法官留意到“筹委会意见”的存在及其对该案的判决可能具有的影响。或许正是因为“筹委会意见”有意地或无意地遭受冷遇，才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之后，紧接着特别阐明：“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该意见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


　　由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具有相关性，更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居港权解释”中的“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故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法院，其后在对居港权案件的裁判中便不可回避“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的法律效力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终审法院于2001年7月20日裁判的“庄丰源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庄丰源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筹委会意见”第1条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该条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显而易见，该条规定不但与《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大体一致，而且更为明确地排除了“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庄丰源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


　　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审理过程中，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退而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作出过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解释。[4]终审法院以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的退步承认为基础，在不认可“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解释的情况下，依据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解释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判决《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5]2002年，香港特区立法会根据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修改了《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使之与终审法院的判决一致。[6]


　　庄丰源案终审判决后的十多年来，内地“双非”孕妇争相赴港产子。自2001年至2011年，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婴儿的数量已超过17万人，这对香港特区的社会管制、医疗以及未来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7]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3月甫一当选，即宣布包括私人医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所有医疗机构2013年落实“双非”婴儿零配额，以遏制内地“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律政司司长袁国强2012年7月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力图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问题，并就应对举措的方向性问题向英国一位非常资深的御用大律师咨询意见。[8]


　　2011年8月，香港特区又出现了外佣居港权案。如果政府在终审判决中最终败诉，那么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及其家属共计40万人，可能一夜之间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这又将严重冲击香港特区的福利、劳工、教育、医疗、公务和人口政策。[9]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就本条例而言，任何人在下述期间内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于香港……（vi）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关于“通常居住”的规定。“筹委会意见”第2条第5项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它规定：“下述情况不被视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5）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显而易见，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就是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专项政策而被获准留在香港的。


　　对该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1年9月30日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0]高等法院上诉法庭2012年3月28日推翻了原讼法庭的判决，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不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1]由于存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都未对“筹委会意见”的法律效力作出裁判。终审法院随后受理了该案的再次上诉。鉴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受争议的《入境条例》的相关条款存在直接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着眼于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和外佣的居港权问题，律政司便在终审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前，采取了本文开篇述及的向终审法院提出释法建议的举措。


　　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


　　对于终审法院而言，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在于“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如果“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各级法院必须遵从，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争议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甚至可以说，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问题自始就不会出现；如果“筹委会意见”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律政司亦不会建议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律政司此举的根本意图，即在于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确认“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法律体系中具有法律效力，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从香港特区法院历来对居港权案件的判决来看，阻却“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产生拘束力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障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被视为对《基本法》的解释。《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终审法院亦承认：“《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是以普遍的、无任何条件的语言表达的。”[12]从理论上讲，如果“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单独的解释而颁布的，那么“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的法律效力及其对香港特区法院的拘束力便不太可能招致争议。然而，问题在于“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存在于“居港权解释”之中。


　　在庄丰源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可以适用香港原有法律，这就是允许其适用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中国内地法律解释原则对香港特区产生拘束效力的唯一途径是启用《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解释机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第158条行使权力，适用内地的法律解释原则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那么该解释就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依据第158条解释过《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居港权解释”是依据第158条对《基本法》第22条第2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居港权解释”的附着物（addendum），故“居港权解释”在该案中对香港特区法院没有拘束力。[13]原讼法庭还认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无权解释《基本法》。尽管“筹委会意见”写入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工作报告，并且该工作报告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但就工作报告与批准决定而言，无论是单独，还是累积，均不能构成对《基本法》的解释。[14]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会计核算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4年6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各计划单列市分行，哈尔滨、沈阳、西安、武汉、广州、长春、南京、成都市分行：
现将《中国农业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转发给所辖办理业务的行处，认真贯彻执行。
执行中有什么意见和问题，请及时向总行反映。

附：中国农业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会计核算暂行办法
一、为了适应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准确、及时、全面地对农业银行办理的结售汇业务进行会计核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和《中国农业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会计核算暂行办法。
二、本会计核算办法适用于所有经批准办理结售汇业务的农业银行机构。
三、办理结售汇业务所用会计科目
（一）增设“17出口企业结售汇指标”表外科目。该科目核算在本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的出口企业，按规定比例提留的用汇指标以及为扩大出口所需用汇而使用的指标。使用该科目时，本行应为出口企业设立台帐，出口收汇结汇时，按规定比例提留的用汇指标，记入此科目的收入方；出口企业为扩大出口所需用汇的实际支出额，记入此科目的付出方；此科目的余额在收入方；此科目按出口企业分设明细帐户。
此科目的开户货币为美元，如出口企业结汇货币为其他货币，则应按结汇日本行的挂牌汇率中间价折为美元记帐。
此科目应于每日营业终了，分别收入方和付出方汇总后，连同给外汇局的“外汇指标通知单”一并交外汇局，并定期向外汇局和出口企业发送结售汇指标台帐对帐单，保证台帐余额银、企、外汇局三方正确一致。
（二）为了准确、及时地计算外汇买卖损益，分析外汇买卖盈亏产生的原因，各经办行应于汇率并轨后，在“844外汇买卖”科目下，按外汇买卖的业务种类，分别设置额度户、结售汇户和调剂户进行明细核算。
额度户核算企业、单位目前持有的外汇额度，经办行以1993年12月31日的外汇牌价为企业、单位配汇进行外汇买卖时使用；结售汇户核算汇率并轨后，经办行为企业、单位办理结售汇业务进行外汇买卖时使用；调剂户核算经办行在汇率并轨后，所持有的外汇金额超过或低于上级行或外汇局规定的限额时，向总行外汇交易室或全国外汇交易市场卖出或买入外汇时使用。
四、结售汇业务所用会计凭证与帐页格式
（一）“17出口企业结售汇指标”表外科目传票原则上采用“中国农业银行表外科目收入传票”和“中国农业银行表外科目付出传票”格式一式三联套写而成。其中，一联为登记外汇指标台帐时的记帐凭证；二联为给企业的回单；三联为给外汇局的外汇指标通知单。
“17出口企业结售汇指标”表外科目的帐页可采用“中国农业银行登记簿（卡）”格式。
（二）“844外汇买卖”科目及其分设的明细帐户所用传票和帐页格式与汇率并轨前办理外汇买卖业务所用“外汇买卖”科目传票、帐页格式相同。
五、办理结售汇业务涉及人民币资金往来的调拨、清算业务，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各级联行往来制度的规定执行。其帐、表、凭证的格式及其使用方法与办理人民币业务时所用帐、表、凭证格式及其使用方法相同。
六、凡以现有外汇额度配成现汇进行外汇买卖的会计核算办法，除须进行明细核算外，其他会计核算办法与汇率并轨前相同。
七、结售汇业务的会计核算
（一）结汇业务
经办行收到企业的外汇收入时，应先填制“出口结汇收帐通知”套写传票；
然后按实际收到的外汇金额，根据结汇日本行公布的挂牌汇率，将外汇金额全额
结汇，在扣除银行手续费后，将净额转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帐户，作会计分录如
下：
借：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外币
或：存放同业款项——××行户 外币
或：其他科目 外币
贷：外汇买卖——结售汇户（汇买价） 外币
借：外汇买卖——结售汇户（汇买价） 人民币
贷：活期存款——××出口企业户 人民币
或：其他有关存款科目——××出口企业户 人民币
贷：其他营业收入——手续费收入 人民币
结汇时，对于贸易或非贸易项下信用证、托收结算方式结汇业务应同时销记
相应的表外科目：
付出：国外开来保证凭信（信用证项下） 外币
或付出：应收外汇托收款项（托收项下） 外币
对于出口企业结汇业务，经办行须为出口企业设立台帐，根据“出口收帐通知”传票，按出口企业实际结汇金额的50％的比例，填制“外汇指标凭证”一式三联套写传票，凭以为出口企业登记外汇指标台帐，记入以下表外科目：
收入：出口企业结售汇指标 美元
（二）售汇业务
企业、单位买汇时，应先填制“买汇申请书”一式三联，经办行接受“买汇申请书”后，应按有关规定认真审核凭证，凡符合售汇条件的，方可办理售汇，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并填制有关会计凭证。售汇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活期存款——××企业、单位户 人民币
或：其他有关存款科目——××企业、单位户 人民币
贷：其他营业收入——手续费收入 人民币
贷：外汇买卖——结售汇户（汇卖价） 人民币
借：外汇买卖——结售汇户（汇卖价） 外币
贷：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外币
或：存放同业款项——××行户 外币
或：保证金——××企业、单位户 外币
或：汇出汇款——××企业、单位户 外币
售汇时，对于贸易或非贸易项下信用证、托收结算方式的售汇业务，应同时登记相应的表外科目：
收入：开往国外保证凭信（信用证项下） 外币
或收入：代收外汇托收款项（托收项下） 外币
凡在经办行设有结售汇台帐的出口企业，其为扩大出口所需用汇而支付的款项，实际支出时，应凭“买汇申请书”第二联，扣减出口企业相应数额的台帐余额，销记相应的表外科目：
付出：出口企业结售汇指标 美元
八、分行委托总行从外汇交易市场上买卖外汇的核算
分行在办理结售汇业务过程中，凡全天进出口结售汇金额轧差后的净头寸低于或超过总行规定的限额时，应委托总行买入或卖出外汇。
（一）分行委托总行买入外汇的核算
1．分行收到总行清算中心发出的买入外汇收妥贷记通知时，如在总行清算中心人民币帐户上有足够头寸供买入外汇支付时，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外币
贷：外汇买卖——调剂户（汇买价） 外币
借：外汇买卖——调剂户（汇买价） 人民币
贷：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2．分行在总行清算中心人民币帐户头寸不足，需由总行垫付部分或全部买汇人民币资金时，其会计核算如下：
（1）当分行收到总行清算中心发出的垫付人民币资金贷记通知时，会计分录是：
借：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贷：系统内存放款项——总行垫付资金户 人民币

（2）当分行收到总行清算中心发出的买入外汇收妥通知时，其会计核算与上述有足够人民币头寸供买汇时的核算相同。
（3）总行垫付的人民币资金到期，由总行主动借记有关分行在总行清算中心人民币帐户，分行按期补足其在总行清算中心人民币帐户头寸时，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贷：联行往帐 人民币
或：其他科目 人民币
（4）当分行收到总行清算中心主动借记通知时，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系统内存放款项——总行垫付资金户 人民币
贷：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3．分行按季收到在总行的人民币帐户存款或借入资金利息时，作会计分录
如下：
（1）收到存款利息时：
借：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贷：金融机构往来收入——总行户 人民币
（2）收到借入资金支付的利息时：
借：金融机构往来支出——总行户 人民币
贷：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二）分行委托总行卖出外汇时的核算
1．分行收到总行清算中心已卖出外汇的电传或报单时，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贷：外汇买卖——调剂户（汇卖价） 人民币
借：外汇买卖——调剂户（汇卖价） 外币
贷：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外币
2．分行在总行清算中心人民币帐户头寸有余，需划回部分头寸时，按规定应由总行清算中心发出划款指示，由总行清算中心主动将人民币头寸划回分行，分行收到划回的人民币头寸时，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联行来帐 人民币
或：其他科目 人民币
贷：存放系统内款项——总行户 人民币
九、总行交易室接受分行委托而买入或卖出外汇或根据全系统当日外汇轧差情况，在低于或超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的限额时，从全国外汇交易市场买进或卖出外汇的会计核算方法与分行委托总行买入或卖出外汇时的会计核算方法相同。
十、总行清算中心在买入或卖出外汇时清算的核算
（一）分行委托总行交易室买卖外汇时，总行清算中心的核算。
1．买入外汇时，作外币会计分录如下：
借：系统内存放款项——总行资金处户 外币
贷：系统内存放款项——××分行户 外币
作人民币会计分录是：
借：系统内存放款项——××分行户 人民币
贷：系统内存放款项——总行资金处户 人民币
2．分行委托总行交易室卖出外汇时，总行清算中心作的本、外币会计分录与上述分行委托总行交易室买入外汇时的本、外币会计分录相反。
（二）总行交易室在全国外汇交易市场上买卖外汇时，总行清算中心的核算。
1．买入外汇时，作外币会计分录如下：
借：存放同业款项——××境外行户 外币
或：其他有关科目 外币
贷：系统内存放款项——总行资金处户 外币
作人民币会计分录是：
借：系统内存放款项——总行资金处户 人民币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人民银行户 人民币
或：其他有关科目 人民币
2．总行交易室在全国外汇交易市场上卖出外汇时，总行清算中心作的本、
外币会计分录与上述买入外汇时本、外币会计分录相反。
十一、经总行授权可以进入当地外汇交易分中心进行外汇买卖的分行，其会计核算方法可比照总行交易室的会计核算方法进行。
十二、本办法未尽事宜，各行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具体核算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十三、本办法由总行财务会计部制定，解释和修改亦同。
十四、本办法自文到之日起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