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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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务院信息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信息办

关于印发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发改高技[2007]1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信息办，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了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若干意见》提出的编制规划要求，围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确立的中心任务，我们组织编制了《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信息办

二○○七年六月一日



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



前 言


　　电子商务是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增强经济竞争实力，赢得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有效手段。“十一五”是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本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的组成部分，旨在贯彻落实《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一、现状与趋势
　　（一）“十五”电子商务发展基本情况
　　“十五”期间我国电子商务在经历了探索和理性调整
　　后，步入务实发展的轨道，为“十一五”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电子商务应用初见成效。电子商务逐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经营与消费方式逐渐形成。2005年，全国企业网上采购商品和服务总额达16889亿元，占采购总额的比重约8.5%，企业网上销售商品和服务总额为9095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近2%。中小企业成为电子商务的积极实践者，经常性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约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2%。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日益创新，基于网络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电子认证、电子支付、现代物流、信用、标准等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逐步展开。19家电子认证机构获得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近20家商业银行开办电子银行服务，第三方电子支付业务稳步上升。物流专业化、社会化和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信用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40余项电子商务和物流标准陆续颁布，标准推广应用工作进一步深化。
　　电子商务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基于网络的产品、技术与服务的创新能力稳步提升，自主发展态势日渐显现。在线交易、电子支付、电子认证、现代物流等领域关键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行业、区域及中小企业的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平台加快发展，基础电信运营商、软件供应商等涉足电子商务服务，新型业务模式不断涌现。300多所院校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陆续展开，培养了一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电子商务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确立了电子商务的战略地位，电子商务发展若干意见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重点，电子签名法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制定配套措施，加大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力度。全社会电子商务应用意识不断增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电子认证、在线支付、现代物流、信用、安全防护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尚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标准规范的完整性、配套性和协调性不足，市场适用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信息化发展不平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滞后，普及应用水平亟待提高。电子商务在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发展趋势
　　全球电子商务日趋活跃，业务模式不断创新，我国电子商务进入快速发展机遇期。
　　电子商务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速形成经济竞争新态势。电子商务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正在突破国家和地区局限，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把电子商务作为强化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制定电子商务发展政策和行动计划，力求把握发展主动权。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和市场化进程加快，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必然选择。
　　电子商务服务业蓬勃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技术创新加速社会专业化分工，为电子商务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基于网络的交易服务、业务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外包服务规模逐渐扩大，模式不断创新。网络消费文化逐步形成，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服务范围不断拓宽，网上消费服务模式日渐丰富。电子商务服务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社会活动向集约化、高效率、高效益、可持续方向发展。
　　我国电子商务基础条件日趋成熟，步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十一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力度继续加大，对发展电子商务的需求更加强劲。全球范围内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愈加激烈，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电子商务发展的内在动力持续增强，我国电子商务进入快速发展期。

　　二、发展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发展原则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政府推动与企业主导相结合、营造环境与推广应用相结合、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重点推进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加快发展与加强管理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的中心任务，完善发展环境，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应用水平，培育服务产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商务发展道路。
　　--完善发展环境。以构建电子商务支撑体系为核心，统筹发展全局，突破瓶颈制约，强化政策导向，突出建设重点，推进法制建设，加强市场管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创新发展模式。以促进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为着力点，面向发展前沿，立足自主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务求实用高效，探索多层次、多类型的电子商务模式。
　　--提高应用水平。以培育电子商务应用主体为基础，提高全社会电子商务应用意识，深化骨干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面向中小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电子商务服务，推进电子商务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培育服务产业。以大力发展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为切入点，培育龙头企业，发展新型服务，扩大服务领域，促进服务贸易，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就业增长。
　　（二）主要目标
　　围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支撑体系、技术服务和推广应用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电子商务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大幅提高并取得明显成效。
　　--网络化生产经营方式基本形成，企业间业务协同能力明显加强，网上采购与销售额占采购和销售总额的比重分别超过25%和10%。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水平大幅提高，经常性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达到中小企业总数的30%。网络消费成为重要的消费形态。
　　--基本形成以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为主流的发展态势，基于网络的交易服务、业务外包服务和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等电子商务服务业初具规模。
　　--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自有品牌的电子商务关键技术装备与软件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
　　--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基本满足应用需求，法律法规、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基本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企业管理人员五年内普遍接受信息化培训，掌握信息化基本技能。

　　三、主要任务
　　（一）普及深化电子商务应用，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
　　大力推进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持续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在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带动作用，以产业链为基础，以供应链管理为重点，整合上下游关联企业相关资源，促进企业间的业务协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倍增作用，深化企业间电子商务应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增强企业群体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提高中小企业对电子商务重要性的认识，鼓励中小企业积极运用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开展在线销售、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降低中小企业在投资、技术等方面的风险，提高生产经营和流通效率。
　　积极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应用。完善政府采购法规，公开政府采购信息，引入市场机制，鼓励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加强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各级政府要积极运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政府采购，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切实发挥政府在电子商务应用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业，形成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积极推进交易服务。紧密结合行业、区域特点，创新交易模式，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发展面向行业、区域、企业及消费者的第三方交易及相关信息增值服务。探索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发展新型服务模式，进一步增强电子商务应用的渗透性。推广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中的应用，加强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国际竞争优势。
　　加快发展业务外包服务。扶持基于网络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现代物流、财务管理等生产经营性业务外包服务，培育在线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技能培训等辅助性业务外包服务。鼓励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整合旅游、教育、文化、培训、保险、医疗保健等服务业资源，提高服务水平，带动传统服务业快速发展。
　　稳步推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鼓励基础电信运营商、软件供应商、系统集成商的业务转型，发展面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处理、数据托管、应用系统等信息技术外包服务，降低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应用成本，促进专业化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发展。
　　（三）着力完善支撑环境，促进电子商务协调发展
　　健全电子认证体系。进一步规范密钥、证书、电子认证机构的管理，发展和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密和认证技术。整合现有资源，完善电子认证基础设施，规范电子认证服务，建立布局合理的电子认证体系，实现交叉认证，为社会提供可靠的电子认证服务。
　　加快在线支付体系建设。加紧制定在线支付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研究风险防范措施，加强业务监督和风险控制。研究制定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的管理措施，实现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服务的衔接协同。引导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等机构建设安全快捷、标准规范的在线支付平台。大力推广银行卡等电子支付工具，推动网上支付、电话支付和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工具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在线资金清算体系，推动在线支付业务规范化、标准化并与国际接轨。
　　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充分利用铁道、公路、水路、民航、邮政、仓储、商业网点等现有物流资源，完善信息平台等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广泛采用先进的物流技术与装备，优化业务流程，促进物流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物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现代物流基础设施与装备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发挥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的整合优势，有效支撑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
　　推进信用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及部门间协调与联合，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建立科学、合理、权威、公正的信用服务机构。建立健全相关部门间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机制，推进在线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信用数据的动态采集、处理、交换。严格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基本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信用服务体系。
　　完善电子商务国家标准体系。围绕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环节，鼓励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制定物品编码、电子单证、信息交换、业务流程等电子商务关键技术标准和规范，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完善电子商务国家标准体系。
　　（四）鼓励电子商务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积极推进电子商务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紧密结合应用需求，着力解决制约电子商务应用的重大科技问题，重点突破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加密与电子认证、在线支付、信用管理、供应链管理、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加大无线射频识别、智能终端等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力度，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装备与软件，推进综合集成应用，加快产业化进程。
　　加强电子商务创新能力建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积极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现有资源与技术力量，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化研究开发机制，开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技术验证与系统集成，加快技术成果应用转化，强化技术咨询和人才培训服务，提高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企业要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应用需求，加强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
　　（五）加强市场监管，规范电子商务秩序
　　依据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企业间电子商务的相互协作和发展。明确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及公众的职责与义务，加强对电子商务从业人员、企业及相关机构的管理，维护电子商务活动的正常秩序。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监督管理规范，逐步建立虚拟货币、电子合同、网上产品与服务信息的监测体系，加大对网络经济活动的监管力度，防范电子商务各类经营风险。打击电子商务领域中虚假交易、网上诈骗等非法经营以及危害国家安全、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
　　（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促进电子商务普及应用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电子商务的宣传、知识普及和安全教育工作，强化守法、诚信、自律观念的引导和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各界对发展电子商务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企业和公民对电子商务的应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加强电子商务基础理论和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相关学科建设。各类教育机构要积极与企业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培养适应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改造和完善现有教育培训机构，多渠道强化电子商务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各行业不同层次人员的电子商务应用能力。

　　四、重点引导工程
　　（一）政府采购电子商务试点工程
　　适时建设政府网上采购业务系统，制订政府采购电子商务标准规范，健全政府采购信用评估制度，逐步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府采购部门、供应商、银行、财政、税务、工商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采购信息发布和交易、支付、物流、信用、监管等服务。
　　（二）公共电子商务服务工程
　　支持面向行业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运营企业，建设第三方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发展行业公共信息服务，推进企业间电子商务应用。支持条件较好的电信运营商和软件企业，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平台，开展信息发布、采购销售和信息系统外包等服务业务，降低中小企业信息化成本，提高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
　　（三）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工程
　　支持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标准建设，为从事贸易活动的企业提供单证处理、贸易申报、物流信息处理、贸易结算、跨境电子单证交换等电子商务服务，促进银行、保险、检验检疫、贸易管理、口岸物流、交通、海关等国际贸易相关机构间的业务协同、数据共享。
　　（四）移动电子商务试点工程
　　鼓励基础电信运营商、电信增值业务服务商、内容服务提供商和金融服务机构相互协作，建设移动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广泛应用手机、个人数字助理和掌上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面向公共事业、交通旅游、就业家政、休闲娱乐、市场商情等领域，发展小额支付服务、便民服务和商务信息服务，探索面向不同层次消费者的新型服务模式。
　　（五）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工程
　　鼓励基础条件较好的物流信息服务企业，广泛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无线射频识别等先进物流技术与装备，建设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物流供需信息发布、服务交易、过程优化与跟踪等服务，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六）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工程
　　适时启动国家电子认证根服务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支持第三方电子认证业务平台建设。支持虚拟货币、电子合同、在线产品信息监测平台建设，逐步规范在线经济活动。支持在线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试点示范建设，探索与政府相关部门、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间信用数据共享的实现形式。支持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和电子银行建设，发展在线支付业务。

　　五、保障措施
　　（一）完善政府部门协调机制
　　建立相关部门在政策规划制定和重大项目审理等方面的协调配合机制，形成合力，强化政府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指导。加快税务、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基于网络的跨部门业务协同，推进网上纳税、网上年检、网上申报和电子通关等政府公共服务。依法公开政府信息资源，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二）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研究制定信用管理、在线支付、网上交易税收征管、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制定虚拟货币、电子合同、在线产品信息管理办法。根据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适时修订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完善财税支持政策
　　加大对电子商务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财政支持，形成持续稳定的经费渠道。加强政府对共性技术开发、重大装备研制、重点应用示范的引导性投入，支持电子商务领域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和利用。对开展信用信息、电子认证等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技术外包服务等高技术服务的企业，允许享受与现行高新技术企业同等优惠的财税政策。
　　（四）建立多元投资机制
　　建立健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多元化、多渠道投融资机制，研究制定促进金融业与电子商务相关企业互相支持、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电子商务投资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机制，促进创业投资与电子商务企业自主创新有机结合。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电子商务发展领域，政府运用投资补助、贴息等多种手段，分步骤、有重点地予以支持。
　　（五）建立电子商务评价体系
　　研究制定电子商务能力认证制度，引导形成电子商务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电子商务有序健康发展。鼓励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研究电子商务绩效评价指标，逐步形成企业自我评价和社会中介评价相结合的互动机制，提升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统计制度，将电子商务统计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电子商务谈判和有关规则标准的制定。鼓励企业及相关机构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国际标准、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加强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公共信息服务，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拓展国际市场。研究国际电子商务发展动态，促进我国电子商务整体水平的提高。


浅析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和归责原则

北京农学院政法系
20381（3）班
邓宝杰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进而为人类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但在这些活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其潜在的危害性正日益突显出来。某些在国际法上未加禁止的人类活动对他国的资源、财产和人类建康造成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一系列围绕着这种“国际法上不加禁止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问题，引起了法学界长期的争论。对从事此种国际法上不加禁止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行为国应否承担责任？承担这一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损害责任如何适用？各派学者对此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对此，笔者仅就所知，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国际损害责任概述

“国际法主体在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损害时应承担国际责任”这一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并已成为一些条约或公约的法律原则。根据不同的视角，学者对这一责任有不同的叫法：“国际损害责任”、“合法活动造成域外损害的国际责任”、“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通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和国际实践，这一法律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已经作为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发展，被逐渐确立起来了。[1]
关于损害责任的性质，虽然存有争论，但在国内也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损害责任并非独立于国家责任之外，而是根据其责任的特殊性将其与国家责任并列于国际法律责任之中，其与国家责任的内容相辅相成，互不对立。可见损害责任与国家责任是紧密联系的。但同时，损害责任的特殊性又使其并行于传统的国家责任。
在此，为了下文对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责任作一下比较，并从分析国际责任的法理基础入手，初步对损害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进行一下思考。
在传统的国家责任中，国际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国家行为的不法性或不当性，一般表现为一国对其所负国际义务的违反。因此，违反了国际义务的行为则可以过错作为国家承担责任的判断标准。从而只要某种行为或不行为得归因于一国，且该行为或不行为违背了该国的一项现行国际义务，即招致该国的国家责任。承担国家责任的不当行为可分为两类：即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罪行[2]，这主要是从其行为所侵犯社会利益的大小来划分的。国际罪行指违反了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一致公认违背其便构成犯罪的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而国际不法行为是尚未构成犯罪的国际不当行为。
那么在损害责任中，是否也能以其“行为的不法性或不当性”作为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呢？
我们知道，损害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而给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未加禁止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条之规定：“本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引起重大跨界损害活动和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活动的其他活动。” [3]由此，从事此类活动前提本身并没有违反国际法或是存在不法性，这便很难说其行为主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单纯从事这类活动非但不加禁止，甚至是国家加以鼓励的行为，而只有当国家从事此类活动发生域外损害的事实时，才产生责任。由此观之，行为的不法性很难成为损害责任之法理基础。

二、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分析

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这是国际法学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主张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违反国际义务，有些学者则认为应以严格损害责任原则作为其法理基础。
目前在这几种较有影响的解释当中，“严格责任原则”一说似乎更占些优势，而且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笔者认为，这些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把这些作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的做法却实不敢苟同。从一般逻辑分析，我们从法理基础入手，继而确立责任，然后才探讨怎样承担责任的问题。比如，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其法理基础是行为的不法性，因而确立了以过错为判断标准的国家责任，然后才分析出基于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承担此项责任。但把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一项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的说法在逻辑上就存在为问题。假使，在损害责任制度中，严格责任原则当然的成为其法理基础，其之后的逻辑中就会出现循环论证的错误。究竟是因为其前提是严格责任原则的法理基础，才导致国家承担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的法律责任，还是因为想要使国家承担严格赔偿责任，才有意把这一后果提前作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加以规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以结果作为前提的论证也有欠科学。
因而对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我们应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探讨。王铁崖教授的一番评述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赔偿问题上，对责任基础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其分歧的要点是：责任是因行为而产生，还是因后果产生。如以其行为作为基础，则必须证明行为国的行为有过失，它才对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如以后果为基础，则行为国承担严格赔偿责任……”[4]即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责任的法理基础的争论都仅限于责任产生于行为亦或是结果的领域，而对责任承担另一相对独立但却至关重要的因素——主体的特殊性，却很少有考虑。
法理学者周永坤在比较了诸多法律责任的概念并指出其各自的缺陷后，自行定义了法律责任，即“由于违反了法定义务及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定权利、权力，法律迫使行为人或其关系人所处的受制裁、强制和给他人以补救（赔偿、补偿）的必为状态”。[5]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者认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律责任的概念，仍不能包含法律责任的全部内容。于是，作者接着补充道：“一般而言，法律责任并生于违法，但有许多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对由于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应承担法律责任。例如：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444条之规定：‘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由于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应予赔偿。’英国1973年《土地补偿法》规定：‘对合法的侵害行为予以补偿……’等。”[6]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在确定归责基础也即确立法律责任的理由时，要从主体和行为两方面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而不能仅限于行为及其后果这一个方面。有学者把法律责任的归责基础分为与责任主体行为有关的归责基础和与责任主体行为无关的归责基础是很有道理的。与责任主体行为有关的归责基础，即指传统的要素：行为，心理状态，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等。而与责任主体行为无关的归责基础则主要包括古代的因思想而获罪的情况和现代的因主体所处的特殊事实状态而须承担责任这两种情况。前者已随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被扬弃。相反，后者则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更多的适用情形，而且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肯定还将出现新的因主体处于特殊事实状态而承担责任的情形。也正因为这一方面正处在不断发展之中才使得我们很难就这些特殊事实状态作以一一穷尽的列举。我们仅能就现阶段的情况作一不周延的概括，即这些“主体所处的特殊事实状态”主要包括：1.因行为人存在某种关系而承担连带责任或替代责任之情形；2.行为人与损害行为存在某种利益关系之情形；3.行为人与致损物件存在某种利益关系之情形；4.法律规定的其他事实。
主体只要处于上述事实状态，即构成归责之法理基础，得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必再考虑行为和过错的相关因素。在国际法上，国际法主体所实施的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显然是于其自身有利的。因此，一旦发生损害事实，无论从其主体与致损行为或是与其致害物件之间分析，都是存在利益关系的，这就足以使该国际法主体处于法律规定之特殊事实状态下，并据此承担损害责任，而不必再考虑其主观上有无过错。而这一法理基础的确立也反映了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要求，即客观上法律必须对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形加以明确规定。当然，这对于国际立法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以上主要分析了国际法主体处于某种事实状态可以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但笔者同时认为，作为一项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无论是学者所主张的违反国际义务还是笔者所述之主体所处之特殊事实状态，都无法单独解释和处理当今不断出现的损害事件及其赔偿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法理基础加以综合分析，为责任的承担做好充分的前提准备。在此，笔者认为应从违反国际义务，主体所处之特殊事实状态以及损害事实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把握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并根据法理基础的不同，确立责任承担的不同归责原则。

1.违反国际义务的损害责任法理基础以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从法理上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一定义务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国际责任是以国际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无义务则一般无责任。因此责任往往又被称为“第二性义务。”义务与权利相对应，权利的实现即义务的履行，责任的存在不仅督促了义务的履行，同时保证了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任何主权国家都享有在其领土主权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的权利的自由，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服从于预防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或是将其减至最小程度的义务，以及对其他相邻国家负有的任何特定义务。”[7]因此，任何国家在行使其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消极义务。当国家违反了这一义务并对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时，则应该承担损害责任，使受害国的利益得以保护。
在国家责任领域，国际义务大多是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以多边或双边条约等形式出现。但损害责任制度中，并不存在对应义务。或言之，损害责任对应的义务有别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直接的积极义务，损害责任的义务是消极的派生义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仅存在对此类义务的违反，而未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相应国家无权要求行为国承担损害责任。
根据相关国际立法，具体来说，此类义务主要包括：1.承担国际合作之义务；2.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之义务；3.预先通知之义务；4.“权力不得滥用”义务，抑或称之为遵循“使用自己财产不得妨碍别人财产”的古老法谚的义务。
在具体归责上，笔者认为，即使违反的是上述消极的派生的义务，也足以证明该国际法主体在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着某种过失，或者是过于自信或者是疏忽大意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损害结果的扩大。因而，在此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那么在行为主体违反消极义务但并未造成损害时是否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要求行为国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违反消极义务和违反积极义务虽都可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但这两种行为和过错却存在本质的不同。直接违反积极义务的行为本身具有不法性，违反消极义务的行为却是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本身并不具有不法性，只有当越境损害结果发生时，国家才承担责任。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只有主体主观上具有过错才能归责于它，而并非只要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可归责于该行为主体。过错因素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损害责任的发生存在风险，因而难以预计。国际义务的违反作为损害责任的一项法理基础虽然解释了国家为什么有责任预防损害结果的发生以及努力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尽到对其他国家的谨慎和注意的义务。但它却难以解释由于风险的因素，即使行为国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谨慎义务，即不存在违反消极义务的情况下，如果造成了损害结果，按照国际法规定，该行为国仍应承担损害责任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违反国际义务是并且只能是国际损害责任的一项法理基础。

2.责任主体处于特定事实状态的法理基础以及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

前面已经谈到，责任主体处于特定事实状态，这本身就表明了主体的特殊性和责任上的特殊性，只要主体处于某种法定特殊状态，即构成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一旦损害发生，基于这种事实状态即可要求行为国承担责任，而不必再考虑行为及过错的相关因素。在国际环境损害事件上行为国明显存在与致害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承担损害责任。而在国际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事件上，行为国则明显的存在与致害物件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应承担责任。
主体特定事实状态的法理基础的确立，其好处在于简化了责任承担要件的论证过程，也不必考虑行为及过错的因素。一旦有相应的损害发生，而行为主体又处于既定特殊的事实状态，即可产生责任。而同时，这也对国际立法提出了要求，即主体特定事实状态中的各种情形必须是法律事先明定的，否则不得据此法理基础要求行为主体承担损害责任。
在具体归责上，显而易见，只要“主体+行为结果”即构成责任应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即损害发生以后，有关责任的确立并不需考虑过错的因素。但这里值得注意的事，“严格责任”与绝对的“无过错责任”是不一样的，“严格责任”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涉及各种不同程度的严格性。因而我们“应当建立某些机制或因素来限制或缓和其严格性，使其成为一种有助于损害责任制度的足够灵活的手段。”这是国际法委员会现任特别报告员巴尔沃教授的意见，这的确不失为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归责的一种较好的方法。
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要求必须以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为前提，这也是其法理基础的一般要求。那么，当一国行为并未违反国际义务，却造成了相应的损害后果，而又无国际条约或公约加以规定的情况下，即不能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又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行为国应否承担责任？其法理基础又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3.损害事实作为法理基础以及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如上所述，当行为主体并未违反国际义务，而国际法上又未对其主体因所处之特定的事实状态而须承担责任加以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是否要承担损害责任？又怎样承担？
笔者认为，在这里需要引入民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进行解释。公平责任，又称为衡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不存在过错，又无法定适用严格责任之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公平观念，考虑当事人双方财产状况等相关因素，责令行为方对受害方予以适当补偿的责任原则。公平责任确立的核心乃是作为法的一般价值的公平理念，因而它不是重在对行为人责任的追究上，更多的它是在追求一种衡平状态，使得不幸损害得以合理分担，使得受害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
使用公平责任原则归责的情形，应该是仅限于在很少的一部分国际法上未规定的领域内发生的损害事件。而其归责的法理基础就是该损害事实的发生。即只要发生一定的损害事实，却找不到相应可以使用的国际法规范来确定行为国的责任，则可以基于公平理念要求行为国合理分担受害国的损失。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国本身并无过错，所以在具体承担责任过程中也要适当考虑行为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把损失的补偿限于直接经济损失的范围内。适用公平责任，受害国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于只造成间接或轻微的损害或影响的活动受害国要负一定的容忍义务。
还有在对越境损害性后果的赔偿问题上，确认行为国承担赔偿范围的大小，在《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三章第22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其规定也主要是从公平责任原则出发，分析有关损害赔偿问题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