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当事人不服治安管理处罚而提起的刑事自诉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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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长沙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或组织，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市科学技术事业、经济建设的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包括长沙市科学技术创新贡献奖和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三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励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加速我市社会经济全面、健康发展。
第四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创新贡献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不超过两人。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评审一次。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励的评审和授予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授予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做出创造性突出贡献的公民或组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
第六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是市人民政府授予公民和组织的荣誉，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直接依据。
第七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宏观管理和评审的组织工作。

第二章 市科学技术奖的设置
第八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创新贡献奖授予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重大突破，或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工程建设中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候选人应当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需要解决的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基础性的科技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
（二）在对行业或地方经济起关键作用的科学技术问题及国际合作项目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三）在促进我市技术进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四）在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取得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
（五）在重大工程建设中，设计新颖，工程质量一流，技术水平居全国同类系统领先，社会、经济效益巨大的。
第九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技术发明、技术开发、重大工程建设、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成果、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候选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述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技发明，且实用性强；
（二）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设备研制或采用新原理、新工艺、新材料，其技术水平居国内同类系统领先，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三）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经实践证明，对行业的技术进步推进、示范作用明显，社会效益特别显著；
（四）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上作出创造性贡献，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五）在推广、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中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示范引导作用突出，取得显著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第三章 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与授予
第十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创新贡献奖、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由下列单位推荐：
（一）各委、办、局科技管理部门；
（二）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
（三）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具有推荐资格条件的其它单位。
第十一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并报市政府批准，负责奖励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一般任期3年。
第十二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创新贡献奖、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委托市技术评估论证中心，实行特邀评审委员初评，评审委员会评审的两级评审制度。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奖励等级建议，对奖励等级进行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创新贡献奖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市长签署，并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时授予”长沙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长沙市科技创新贡献奖奖金数额为50万元。其中10万元属获奖者个人所得，用于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40万元由获奖者自主选题，用作科研经费补助。
第十四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设一、二、三等奖，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
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奖金分别为：一等奖2万元，二等奖1．2万元，三等奖6千元。
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每个等级项目授奖人数为：一 等奖不超过9人，二等奖不超过7人，三等奖不超过5人。
第十五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励实行公告制度，获奖项目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 凡在知识产权或在项目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方面产生争议的，在争议未解决前不得推荐长沙市科学技术奖。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获奖项目、单位或候选人持有异议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30日以内向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逾期或无正当理由的，不予受理。
第十八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书面的异议材料及必要的证明文件，并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或加盖单位印章。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异议材料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作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九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实行回避制度，被推荐请奖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作为评审委员参加当年的评审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长沙市科学技术奖励的专项经费由市财政下达。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7年7月9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长沙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2000年4月26日
张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 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身体维权 弱势群体 舆论监督 利益失衡 司法失信
内容提要: 身体维权现象伤害了人们传统的伦理感情，暴露了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削弱了公权力机构的公信力。它反映的社会及法治问题，如司法低效、司法不公、诉讼成本过高、弱势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扭曲、媒体失声等，已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构建。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还需构建维权主体与裁判主体的良性互动框架，从公民意识、社会福利、维权渠道、舆论监督等多方入手，所需措施是规定性的，但更主要的是建构性的。


“身体维权”一词源自2009年12月31日期的《南方周末》篇名为《身体维权者：悲情维权的灰色隐喻》的文章，其中以孙中界、张海超、唐福珍三人为身体维权者的典例：“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在维权所抵最高处留下标记；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以满腔的炙热映衬外界的冰冷；而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他们以鲜活的生命为权利而抗争，在刀锋和火焰中追求正义，他们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权利运动的悲情践行者。”[1]

近些年来，“身体维权”事件频发，且呈上升的趋势。笔者发稿的当月，又听闻两起身体维权事件，足见该问题的紧迫性；4月20日，湖北鄂州王锦兰因拆迁问题，在房屋前自焚；4月22日湖南株洲王家正在司法强拆中自焚。弱势群体何以不通过制度救济，而以减损人格权利来实现自身财产权利，其中折射出的法制与社会问题，让人深思。

一、身体维权的界定

身体维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农民工、强拆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诉求(以财产性诉求为主)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以自残、自杀等非理性方式牺牲自我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途径，以期唤醒舆论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左右权利进犯者的舆论压力和坏境，迫使其自我修正或自上而下进行强制性修正，全过程涉及维权主体、侵权主体、权利诉求主体、舆论媒体等多方主体。

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2](P27)私力救济是相对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而言的，它包括请求、自助和自卫等方式。

如上文所述，身体维权的本质，是一种非暴力性、对己性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游离于司法程序以及社会伦理之外的个体正义实现方式，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侵权者、维权者法律地位的强与弱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可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3](P153－154)

身体维权现象中，维权者多是以农民工、司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而侵权者多是以城管、拆迁办、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权力机构。一强一弱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差所显示的权利张力，迫使身体维权者以放弃宝贵的人身权利的激进方式进行自我的权利诉求，这才爆发出身体维权这一非理性维权手段。

(二)维权者对人格权、财产权的舍与求

身体维权主体所欲保全的，多为被克扣的工资、存身立命的房子或伤残赔偿和补助，他们愿意付出的维权成本，却是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这样的反理性的抉择，其原因乃是因为对社会极弱阶层的弱者而言，所涉财产已攸关生存，财产权已抽象为基本人权，重要性与人格权利并无差别。制度无法保护那些在市场大潮中不幸者，使他们深陷困顿面临溺毙的危险。弱者的财产并没优先用于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他们也便失去了身为一个人，身为公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没财产就没权利，也就没有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解释了身体维权现象的反伦理性。

(三)侵权者的内部纠错自觉性与外部舆论影响性

私力救济的急迫性，不容当事人考虑漫漫冗长的司法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对制度维权的不信任，导致身体维权者转而求助社会，以自残的方式影响舆论。舆论的准确发音是身体维权成功的前提，社会导向能帮助社会公众站在弱者方给予侵权者无形的压力。另外，由于身体维权全过程无第三方主体的中立居间裁判，纠错过程往往是侵权主体自我式或自上而下式的纠错，维权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宜黄自焚事件为例，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共发两百多条微博，在其微博粉丝的不断转发下，网上放大效应凸显，并加速了宜黄事件责任处置。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宣布免职。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教授王玉琦说，如此严厉的问责尚无先例，很大程度上是微博与媒体的力量所致。[4]

二、身体维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法伦理观念的混乱

以生命权、身体权为核心的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性权利更重要，这是法律对人类伦理观念在规则上的确认。

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