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晋贞轩与邵原镇人民政府房屋纠纷案的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10:56:24 浏览: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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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晋贞轩与邵原镇人民政府房屋纠纷案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晋贞轩与邵原镇人民政府房屋纠纷案的函
1989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晋贞轩与邵原镇人民政府房屋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已收悉。经研究认为：晋贞轩之父晋聚仁在1950年冬季土改复查时，主动将已登记在他家土地房产证上的三间房屋献出，其他共有人也未提出异议。晋家腾出房屋后，当地政府做为公产行使所有权已有三十多年。讼争之房屋产权早已转移，现晋贞轩要求返还，不应支持。以上意见供做参考。处理后请将结果报本院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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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官员收入申报法治化
杨涛
新华网4月22日报道，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原滁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邱德昌受贿、贪污一案，被告人邱德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１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７００００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现实中，有关此类贪官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贪官之所以限于肆无忌惮忌惮地腐败，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没有同步、刚性的检查和制约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官员们得到赃钱后，不会被检查和强制公开，因而减少了他们腐败行为被曝光的机率。
而在西方许多法治国家，法律对于官员的财产必须进行公开申报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被称为“阳光法案”。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赖特赖特因在过去10年间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而被迫辞职，成为200年来美国第一位因此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对于保证官员的廉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根据规定，所有的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但是，《规定》出台十年来，却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这缘于《规定》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执行中又敷衍塞责，因此《规定》基本上流于形式，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十分有限。
不过，最近有消息报道说，政府领导干部资产公布制度有望写入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新京报》4月18日）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法律化举措，是将官员财产申报走向法治化的表现。《规定》只是党和政府的一个文件，其权威性与作为法律的《公务员法》无法相比，因此，其影响和产生的效力不可同日而语。在法律上规定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表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法律化并不等同于法治化，如果仅仅将“两办”的现行《规定》搬上法律条文当中，对于保证官员的廉洁和打击腐败仍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法律化与法治仍然并不一个概念。将《规定》上升为法律，只是解决了“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通过”的形式合法性，其内容是否能体现正义和公平，其能否在实践中得以真正有效地执行，这些都是实质合法性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必须需要更加严谨地论证。法治化是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
因此，有必要重新搭起框架，重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里面要解决的有二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程序上的透明公开，让民众知情。在《规定》中，官员必须申报财产，但这些财产都只是内部填写，上交组织，因此也只是体现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上级对其下级财产信息掌握有限并且经常伴有袒护的心态。如此一来，官员在申报财产时，大大仅仅是填填单子而已，并不认真把它当作一回事。而对官员财产比较了解的民众无从知晓，无从监督，也无力、无权监督。因此，新法必须在这方面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让官员填写的资料公布于众，并让民众举报渠道畅通，才能让官员真正做到如实填写。其二是要对不如实填写财产状况的官员有严厉的制裁措施。现在官员之所以敢于不如实填写自己的财产状况，其中主要一个原因便是不如实填写并不会遭致严厉的后果，如实填写和不如实填写一个样。因此，要发挥财产申报制度保证官员廉洁的作用，使其不敢从事腐败行为去得赃钱，就必须让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会受到惩处，这种不如实申报的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行政、纪律处分，甚至是启动对其进行刑事调查的依据。
因而，我们期待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能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纳入其中，我们更希望这一法律中能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有可操作性，真正将这一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运行。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 欢迎光临、链接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
洪凡
罪刑法定在刑法规范体系之中成为基本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明确、格言式予以规定，虽然在1979年刑法虽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反而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总体上还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贯穿其中。
罪刑法定成为刑法中的铁则历经曲折
罪刑法定原则追根溯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明确规定：“凡自由民未经法律许可，国王不得随意处罚任何人，不得……”之后，在1689年《人权宣言》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1789年《公民和权利宣言》中规定：“除法律规定必不可少，且在此之前以法律为适用根据之外，不得处罚任何人”这是罪刑法定首次在宪法性规范体现之中得到实施，随后，在1791年法国《刑法典》中规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按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有学者用二分法解析该刑法条文（条文是刑法规范的内容，规范是条文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条文只表述一刑法规范，也不是一刑法规范由一刑法条文予以表达，他们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只是相互对应地占多数）
因规范结构析解为前提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从该条刑法规范是用分号隔开，前后两句在位阶上是平等的，前后之间互为否定。
前提条件之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前提条件之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
立法者立法
1、理论设计和价值建构
2、立法者本人知识结构、能力有限——不足以用简明的语言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哲学上关于价值理论
（1）法律漏洞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2）法律反差——平衡原则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抉择
（3）法无明文规定 立法原义——法律规范意义
（4）法无明确之文 语言的模糊性
这两个前提条件会因实施者行为引出两个互为否定的结果，要么按照事先刑法条文定罪处罚；要么就无罪释放（不得定罪处罚）。这种二分法从规范层面上有其积极意义。有人称前半句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后半段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论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免失其过失之处。不论积极罪刑法定也好，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也罢，我个人认为两者在其适用上处于同等位置。不存在用机会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定罪处罚这一处断方法占多数符合大众的思维方式，强化了人们的意识。一旦用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词后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个词本身的词性的褒贬迁移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上。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在立法、司法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实施。
罪刑法定的理论渊源于“三民主义”和“心理强制学说”————提到罪刑法定渊源于民主主义
（1） 三民主义：
从洛克，防止权力滥用（古代宗教人士把持立法、司法，任意解释来维护宗教权威，践踏人权、罪刑擅断、扼杀人性）
卢梭 ，虚构“国家”这种社会状态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以权力制约权力——来源于对自然状态下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基于此都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用权力之间的协调来保障社会秩序。
这些理性、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和传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星星之火得到了燎原之势。
（2）心理强制学说：是由德国近代著名刑法学者费尔巴哈首倡费尔巴哈同
观点类似，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的本性，避险求乐是人的本能，费尔巴哈从刑罚目的出发，要想预防犯罪，仅仅靠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所具有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约束人的行为。在其基础之上，要让刑罚本身所承载的巨大威慑力来让犯罪实施者感到畏惧，通过对实施犯罪所获得的满足与所承担的罪责权衡比较后来规范自己的不适行为，因此，有必要将犯罪、刑事责任、刑罚明确、具体化。
罪刑法定的具体内容：
（1）法律主义立法权：不能把立法制定权交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
适用时专属主义——排除习惯法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双方之间地位不平等——私权与公权
（3）禁止绝对不定刑：自由裁量权
（4）明确性：在其适用时——不能过于绝对以致抹杀其开放生命——灵活性——策略性
（5）程序性;英美法系国家重程序 在其外部证成、内部证立
（6）禁止滥用刑罚:限制国家滥用刑罚
适用刑罚的宗旨：积极的——保障人权；消极的——限制国家权力、滥用刑罚
是其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所应达到的应然状态，是理想的，是其所追求的。
价值基础：
1、 公民的自律——与契约而成立的国家之异曲同工之妙，公民通过民意机构以法律制裁形式确立犯罪与刑罚。
2、 可预知性——（与类推解释的之别）罪刑法定要求“可知性”即通过事先公布刑法，使公民预先就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该受何种处罚，从而规定自己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挥刑法规范的预测、指引作用，如何更好地维护其所调整的范围得到有序的运转。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上应该避免“刚性解释”。刚性解释是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应当注意的一种错误方法。
刚性解释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要严格按照其规范层面来理解、解释，众所周知，历经历史的齿轮。“教条主义”带上了贬义色彩。作为对事物认识时一种有失合理性的理解方法。如“禁止践踏草坪”这一环境标语不允许人们践踏草坪，但如果人们不是站在草坪上破坏而利用其他方法破坏草坪，此时已呈现的这种状态，或挖走草坪而不践踏，基于何种理解，关键还得看这一标语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外界对草坪的各种实施利用方法均需得到其支持，因为他是物的所有者。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作绝对的理解。这的确有利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但从刑罚的目的出发，仍需存相对的理解来软化这种刚性、绝对要求。从认识论上过于绝对会过早的扼杀其开放的生命，使其赋予一定的灵活性和策略性。更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所以，认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应该把握一定的度，如禁止事后法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理解；如明确性原则时罪刑法定衍生出来的规范要求，但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过于统一、具体反而不适；法律主义中不允许司法机关有自由裁量权，而在实际司法审判活动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司法审判活动必须有人的参与这种“感性”不可避免地带到审判活动当中，在经验的同时，甚至是个人情感，怜悯心、同情心等各种因素都会左右其审判活动。
杨涛
新华网4月22日报道，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原滁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邱德昌受贿、贪污一案，被告人邱德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１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７００００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现实中，有关此类贪官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贪官之所以限于肆无忌惮忌惮地腐败，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没有同步、刚性的检查和制约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官员们得到赃钱后，不会被检查和强制公开，因而减少了他们腐败行为被曝光的机率。
而在西方许多法治国家，法律对于官员的财产必须进行公开申报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被称为“阳光法案”。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赖特赖特因在过去10年间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而被迫辞职，成为200年来美国第一位因此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对于保证官员的廉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根据规定，所有的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但是，《规定》出台十年来，却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这缘于《规定》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执行中又敷衍塞责，因此《规定》基本上流于形式，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十分有限。
不过，最近有消息报道说，政府领导干部资产公布制度有望写入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新京报》4月18日）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法律化举措，是将官员财产申报走向法治化的表现。《规定》只是党和政府的一个文件，其权威性与作为法律的《公务员法》无法相比，因此，其影响和产生的效力不可同日而语。在法律上规定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表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法律化并不等同于法治化，如果仅仅将“两办”的现行《规定》搬上法律条文当中，对于保证官员的廉洁和打击腐败仍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法律化与法治仍然并不一个概念。将《规定》上升为法律，只是解决了“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通过”的形式合法性，其内容是否能体现正义和公平，其能否在实践中得以真正有效地执行，这些都是实质合法性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必须需要更加严谨地论证。法治化是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
因此，有必要重新搭起框架，重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里面要解决的有二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程序上的透明公开，让民众知情。在《规定》中，官员必须申报财产，但这些财产都只是内部填写，上交组织，因此也只是体现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上级对其下级财产信息掌握有限并且经常伴有袒护的心态。如此一来，官员在申报财产时，大大仅仅是填填单子而已，并不认真把它当作一回事。而对官员财产比较了解的民众无从知晓，无从监督，也无力、无权监督。因此，新法必须在这方面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让官员填写的资料公布于众，并让民众举报渠道畅通，才能让官员真正做到如实填写。其二是要对不如实填写财产状况的官员有严厉的制裁措施。现在官员之所以敢于不如实填写自己的财产状况，其中主要一个原因便是不如实填写并不会遭致严厉的后果，如实填写和不如实填写一个样。因此，要发挥财产申报制度保证官员廉洁的作用，使其不敢从事腐败行为去得赃钱，就必须让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会受到惩处，这种不如实申报的行为的后果可能是行政、纪律处分，甚至是启动对其进行刑事调查的依据。
因而，我们期待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能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纳入其中，我们更希望这一法律中能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有可操作性，真正将这一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运行。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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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 欢迎光临、链接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
洪凡
罪刑法定在刑法规范体系之中成为基本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明确、格言式予以规定，虽然在1979年刑法虽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反而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总体上还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贯穿其中。
罪刑法定成为刑法中的铁则历经曲折
罪刑法定原则追根溯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明确规定：“凡自由民未经法律许可，国王不得随意处罚任何人，不得……”之后，在1689年《人权宣言》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1789年《公民和权利宣言》中规定：“除法律规定必不可少，且在此之前以法律为适用根据之外，不得处罚任何人”这是罪刑法定首次在宪法性规范体现之中得到实施，随后，在1791年法国《刑法典》中规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按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有学者用二分法解析该刑法条文（条文是刑法规范的内容，规范是条文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条文只表述一刑法规范，也不是一刑法规范由一刑法条文予以表达，他们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只是相互对应地占多数）
因规范结构析解为前提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从该条刑法规范是用分号隔开，前后两句在位阶上是平等的，前后之间互为否定。
前提条件之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前提条件之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
立法者立法
1、理论设计和价值建构
2、立法者本人知识结构、能力有限——不足以用简明的语言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哲学上关于价值理论
（1）法律漏洞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2）法律反差——平衡原则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抉择
（3）法无明文规定 立法原义——法律规范意义
（4）法无明确之文 语言的模糊性
这两个前提条件会因实施者行为引出两个互为否定的结果，要么按照事先刑法条文定罪处罚；要么就无罪释放（不得定罪处罚）。这种二分法从规范层面上有其积极意义。有人称前半句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后半段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论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免失其过失之处。不论积极罪刑法定也好，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也罢，我个人认为两者在其适用上处于同等位置。不存在用机会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定罪处罚这一处断方法占多数符合大众的思维方式，强化了人们的意识。一旦用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词后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个词本身的词性的褒贬迁移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上。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在立法、司法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实施。
罪刑法定的理论渊源于“三民主义”和“心理强制学说”————提到罪刑法定渊源于民主主义
（1） 三民主义：
从洛克，防止权力滥用（古代宗教人士把持立法、司法，任意解释来维护宗教权威，践踏人权、罪刑擅断、扼杀人性）
卢梭 ，虚构“国家”这种社会状态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以权力制约权力——来源于对自然状态下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基于此都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用权力之间的协调来保障社会秩序。
这些理性、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和传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星星之火得到了燎原之势。
（2）心理强制学说：是由德国近代著名刑法学者费尔巴哈首倡费尔巴哈同
观点类似，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的本性，避险求乐是人的本能，费尔巴哈从刑罚目的出发，要想预防犯罪，仅仅靠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所具有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约束人的行为。在其基础之上，要让刑罚本身所承载的巨大威慑力来让犯罪实施者感到畏惧，通过对实施犯罪所获得的满足与所承担的罪责权衡比较后来规范自己的不适行为，因此，有必要将犯罪、刑事责任、刑罚明确、具体化。
罪刑法定的具体内容：
（1）法律主义立法权：不能把立法制定权交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
适用时专属主义——排除习惯法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双方之间地位不平等——私权与公权
（3）禁止绝对不定刑：自由裁量权
（4）明确性：在其适用时——不能过于绝对以致抹杀其开放生命——灵活性——策略性
（5）程序性;英美法系国家重程序 在其外部证成、内部证立
（6）禁止滥用刑罚:限制国家滥用刑罚
适用刑罚的宗旨：积极的——保障人权；消极的——限制国家权力、滥用刑罚
是其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所应达到的应然状态，是理想的，是其所追求的。
价值基础：
1、 公民的自律——与契约而成立的国家之异曲同工之妙，公民通过民意机构以法律制裁形式确立犯罪与刑罚。
2、 可预知性——（与类推解释的之别）罪刑法定要求“可知性”即通过事先公布刑法，使公民预先就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该受何种处罚，从而规定自己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挥刑法规范的预测、指引作用，如何更好地维护其所调整的范围得到有序的运转。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上应该避免“刚性解释”。刚性解释是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应当注意的一种错误方法。
刚性解释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要严格按照其规范层面来理解、解释，众所周知，历经历史的齿轮。“教条主义”带上了贬义色彩。作为对事物认识时一种有失合理性的理解方法。如“禁止践踏草坪”这一环境标语不允许人们践踏草坪，但如果人们不是站在草坪上破坏而利用其他方法破坏草坪，此时已呈现的这种状态，或挖走草坪而不践踏，基于何种理解，关键还得看这一标语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外界对草坪的各种实施利用方法均需得到其支持，因为他是物的所有者。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作绝对的理解。这的确有利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但从刑罚的目的出发，仍需存相对的理解来软化这种刚性、绝对要求。从认识论上过于绝对会过早的扼杀其开放的生命，使其赋予一定的灵活性和策略性。更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所以，认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应该把握一定的度，如禁止事后法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理解；如明确性原则时罪刑法定衍生出来的规范要求，但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过于统一、具体反而不适；法律主义中不允许司法机关有自由裁量权，而在实际司法审判活动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司法审判活动必须有人的参与这种“感性”不可避免地带到审判活动当中，在经验的同时，甚至是个人情感，怜悯心、同情心等各种因素都会左右其审判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