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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因及控制体系研究

梁华仁，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摘要]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在组织结构、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等方面均不同于一般团伙犯罪。本文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为起点，分析了黑社会犯罪的形成原因，认为建立具有综合性、相对性、特殊性、法治性的控制体系是防范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黑社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犯罪对策


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也是各国法律所重视的一种犯罪现象。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现出日趋泛滥的态势，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也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日益关注。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不仅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其防范对策和控制方略与其他一般团伙犯罪也有较大区别。本文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和形成原因入手，对其防范对策作粗略分析：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与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应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结构、犯罪方式、反侦查能力等方面与一般的团伙犯罪有着质的区别，已完成了从团伙犯罪到有组织犯罪的飞跃；但其组织的完整性、组织的层次性、与政权的合流水平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相比，又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方向是典型黑社会组织，是其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初步形态，二者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区分。所以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犯罪主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全部特征均来自对黑社会组织的描述，只不过更具成长性而已。
何谓黑社会？目前，国内外对此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认为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但对有组织犯罪的论述，学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2]对黑社会组织提出的概念也达六、七种之多，[3]此处不赘。我们认为，黑社会具有以下特征：1、准社会性。准社会性首先表现为结构的组织性和层次性。黑社会组织系统一般严密而复杂，是一定数量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必然方式，一旦形成即相对稳定。在系统内部，等级森严，层次明显，分工细密。其次，有维持组织生存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这种行为规范不但是组织系统生存的基础，也是组织系统发展的必要。最后，有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何为对，何为错，应该怎样处理各种关系，黑社会及其成员都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2、目的的非法性和手段的暴力性。通过犯罪或介入一定成分的合法经济谋取金钱或其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本质属性所在。窃取政治权力，是近一步攫取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维护生存逃避打击的手段。目的的非法性决定了手段的非法性，获取权力和财富都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之上的，对内，可残酷压制越轨者;对外，通过暴力消灭对手，威胁、暗杀迫使政府官员恐惧屈从。
黑社会基本特征界定后，黑社会性质组织便容易把握。新刑法第294条将黑社会性质犯罪表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样的规定显然过于笼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案件集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 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 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 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 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此类犯罪的大体特点。依据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描述和对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现状的剖析，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化明显但层次性不强。这些犯罪组织通过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的继承，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其成员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组织性，组织内部亦有较细分工，但总体来看，层次性不强，领导层、决策层有时会直接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因此更容易暴露。这种特点是和其规模较小、成员有限、正处于成长期等原因相联系的，所以，和黑社会比较，准社会性方面有较大差距。
2、经济目的明显，政治目的不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攫取金钱和其他经济利益，那些获利巨大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控制色情服务等非法活动，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时他们也会介入合法经济，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表面上可能是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的结合，但实质上却是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和获取更多财富，他们也会以贿买的方法腐蚀政府官员，或向政治领域渗透，但这些大都为经济目的服务，政治目的不甚明显。
3、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区域性。受人员、资金、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主要利用区域的控制优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犯罪活动。血缘、狱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决定了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一个街区，基本上不具备向外发展的能力。
4、暴力性和脆弱性并存。处于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具有无形的威慑力，必然以大量使用暴力作为扩展生存空间和稳定组织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也会使其加速暴露，走向覆灭。同时，他们无法寻求到较高层次的政治庇护，加之整体人员素质低下，组织的生存普遍依靠胆量和欲望，因此，容易被政府摧跨和被其他组织吞并，其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分析
犯罪现象是社会的一种病态反映，更是考察一个社会内部运作机理的窗口。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不仅可为我们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提供依据，而且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我们认为，黑社会限制犯罪的形成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形成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只能固定在农村从事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落后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农村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贫乏，使农村、城市形成了两个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社会。据统计，我国80％生产力集中在城市，只有20％的生产能力在农村，而人口分布恰好相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敌视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4]
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不景气企业下岗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商业经营者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少年散落在社会，这支成分复杂的无业大军，“不仅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失去组织约束”。[5]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基础。
二元社会结构、失业，不仅形成数量巨大的闲散人口，而且还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富有阶层奢靡生活方式的不良示范作用，又强化了贫困者的不满心理，于是犯罪便成了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选择。
（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
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毒品、走私物品、色情服务，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团伙犯罪取得预期效益的难度日趋加大，为降低犯罪成本，追求规模效益以取得最大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选择。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
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原来的基层组织由于失去资源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力削弱，原有的家庭宗法组织却乘机兴起，有的宗法组织为维护本家庭的团体利益，在家族亲情的幌子下，利用宗族的影响和号召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其本身也容易演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职业的再次选择自由度加大，隐形失业人数的增加，促使个人通过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单位（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模式解体，非法利益团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亚社会结构，填补了基层组织的空缺，阻却了个人向社会负责的进程，进而发展成为“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的控制模式。
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着有利的外部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巨额的犯罪收益，又进一步贿赂腐蚀党政官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所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4]
（四）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
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使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无法形成。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6]

此外，黑社会性质犯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人性的局限性和亚文化的多重性，国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7]我国历史上黑社会帮会组织的影响等等。总之，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多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对原因的分析，为采取针对性控制对策提供了依据。

三、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分析
（一）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的总体评价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是国家所采取的为法律所规定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发展的各种政策、对策、方法、手段的有机整体。它既包括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措施，又包括打击措施；既包括宏观预防对策，又包括微观治理对策；既有实体法的规定，又有程序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前文我们已经谈到，引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因素；既有宏观社会政策的影响，又有犯罪个体素质的原因。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控制体系的综合性。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而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惩治层面，否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应以社会这个大背景进行综合治理，不能仅寄希望于司法手段，“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语）”。[8]
2、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实施效果要有理性看待，正确评估，不能夸大控制体系的期望值。控制体系的相对性来自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相对性。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存续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同时，它的成长过程又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他们的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会针对社会政策、法制建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同时，从社会功能上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方面，不仅使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念、道德准则和公共秩序遭受破坏，而且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蔑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系数大为降低；但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本身，也反映了主流价值形态的缺陷、在社会管理方法中的漏洞，这些价值缺陷与管理漏洞，要求国家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完善社会制度，它其实“表明了对未来道德的一种期望，并且直接有益于社会的进化”。[9]产生上的多因性和存在上的相对合理性要求我们在观念上不能期望控制体系可以完全彻底地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而只能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
3、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即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所采取的控制方略不同于对付一般犯罪的思路和模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反侦查能力、危害程度，均非一般的单一犯罪、共同犯罪、团伙犯罪所能比拟。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决定它的控制体系的特殊性。传统的司法系统是建立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理念基础上的，而黑社会性质犯罪却是一种“集体行为”，这使得传统模式在控制过程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要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治理黑社会的经验和办法，并结合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作出特殊的选择。
4、法治性。我们所认为的法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特殊性的制约，即注重人权的保障，体现控制方略的人道性。被告人的人权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不能说孰轻孰重，过分强调被告人人权，限制司法部门，会引发被害人的不满，进而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石；过分突出对被告人的打击，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惩治目的，甚至“采取侵犯人权的犯罪防止手段，会导致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招致同政府所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相反的结果。”[10]特别在今天“从重、从快、从严”的格外注重效率“严打”方针支配下的司法理念盛行的今天，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尤其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国家司法面前，都永远处于弱势地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殊性，并不能使这种弱势地位有所改变，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应以人权保障为基点，谨防国家刑罚权和各种强制手段的滥用。第二，无论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势如何严峻，都不应寻求法律之外的惩治措施。运动式的严打是应当排除在控制体系之外的。即不管采取何种控制手段，都不允许以侵害法治原则为代价。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控制体系内容
1、 宏观政策层面的控制对策